贾平凹:我说柏雨果


  我们都是矮人,不多占空间,但又都忙得鬼吹火,常常是他给我电话,说我要来了,按时就到,穿一件满是口袋的马夹,背那么大个包。他来了,难得能静静坐下,动作急急逼逼,说话连吃带喝,什么场合立即就被他搅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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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往了十数年,之所以现在还来往,来往得似乎还要勤,是我敬佩这个人的天生才华,再是,与他在一起,我能不懒惰,对生活和创作的情绪能激昂。他害摄影病害得深,到什么地方,眼珠子就忽悠忽悠地转。一块走着,走着走着,就不见他了,他爬高上低,或者跪在地上趴在地上,对着一个东西按快门。


  摄影是苦人干的活儿,又是花钱的主儿,所以他穷着,而且当不了官,他从未能坐到主席台上,即使他声名早如雷贯耳,又是请来的贵宾,主持人念到他的名字,全场掌声响起,台上没有他,他在台下还在蹲着拍照。


  现在相机太普及,是人不是人,谁出来都拿一个,见什么都拍,社会似乎不尊重搞摄影的了。但人人都会写汉字还是有书法家的,他拿的是一样的相机,拍摄的是同一个对象,拍出来的作品却大不一样。我们喝茶是茶,老僧喝茶是禅,李白醉了诗百篇,我们一醉就睡了。他之所以让人服他,他拍出来的东西有诗性,瞬间里能抓住魂。我翻看过他的双目,怀疑是不是双瞳,结果无异样,只是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但我还是不让他多给我拍照,害怕把我的魂摄走,害怕我在他相机前是个裸者,是一副骨架。


  我见他更多的是缠着他讲故事。他讲故事非常生动,讲的都是他在各地拍摄中遇到过的和听到过的真人真事,有善有美有丑有恶。正是在他这么绘声绘色讲述的时候,他的善良和疾恶如仇让人可敬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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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见过他整整齐齐地穿过衣服吗?没有。谁见过他一本正经地高谈理论吗?没有。久而久之,我们在一块全没个规矩,只有在翻阅他那些摄影册或在他的摄影作品展览厅,我们才肃正庄严。数年前他独身去了一次非洲,回来办了个展览,我被他那些作品震撼过,为他写了一个前言。


  前言是这样写的:雨果是一位智慧的人,他有一双善良而又刚毅的眼睛,忧伤着这个世界?却又热情礼赞着生命的伟大。人怎样才能为万物之灵?人存在的意义和力量所在何处?他的作品反复在揭示着这一主题。


  这一主题虽然一切真正的艺术家都在为此而寻找答案,而雨果有雨果的法门,这就是他的作品震动我们的根本原因,而他在揭示这一主题时雍容大度,并不刻意,作品无硬结,充满了东方的情调和一个经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的宽厚和温情,这便又使我们感受到一种亲切。


  柏雨果在陕西是个传奇人物。有评论家说这人天生不安分,喜欢干那些不大合中国人脾性的事情。八十年代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过宣传发行处处长,厂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也曾当过西影厂的厂长助理,为西影厂在那个时候的崛起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结识了吴天明、张艺谋等一批挚友并成为“哥们”。再后来突然从西影厂“消失了”,几年中我们只能从报纸刊物上的图片及文章中知道他在天马行空地周游世界,一会儿欧洲一会儿美洲,又只身蹿到非洲的原始部落中与土著人跳舞喝木薯酒——想想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数年里与一支笔几架相机相伴,那是多么大的趣味也需多么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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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初,这么一个爱折腾并以奔波劳苦为乐的人竟办起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雨果摄影艺术学校”并请我为他的学校题写校名。一张宣纸铺在他家的床上,提着笔的我脑子里却想的是:办学教书,这又得要多大的“心静”啊。如今,一眨眼六年过去,他的学校已变成学院,弟子遍及全国,学校在社会上便也有了一些名气。我们一干朋友相聚时,便称他为“教育家”。他只淡淡一笑自嘲:“家有二斗粮,谁当孩子王呢?”


  展现在这里的作品,是他从自己许许多多的作品中精心挑选的,可以说是他前半生摄影生涯的总结,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结晶。集子中相当多的作品是大家熟悉的,应该称之为经典,将欲留存于世。一个人玩相机玩出这等辉煌,我为他自豪,也为我能与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而幸福。


  他给别人拍过了千千万万张相片,惟独没有给他自己拍,借此机会我用笔给他拍一张。他的眼睛是看过了万景,我的这篇短文让大家看看他这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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